苏州日报
在平江文化中心，阮仪三坐在评委席上神情严肃而亲切。作为知名城市遗产保护学者，面对一群年轻人对于城市遗产保护的热情，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显得很激动。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历史遗产保护只有变成公众自发的共同行动，才能真正保护好。
“城市遗产保护苏州走在前，探索发动民间力量，苏州不妨也领先一步”
“这些志愿者对于城市遗产保护的这份热心，是我最看重的。”作为2011中国苏州平江路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入营志愿者选拔赛第三轮，也是决定性一轮比赛的评委，阮仪三对参赛的年轻人充满期待和赞许。他说，进入工作营的志愿者要吃苦，但收获肯定也是巨大的，出营时，就会发现你的知识面广了，社会活动能力强了。
而阮仪三对于这些志愿者的期待，则是通过他们的志愿活动来提高人们对城市遗产保护的热情和认识。“年轻人参加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提升自己，更可以影响他人。 ”阮仪三就动员孙子参加类似的工作营活动。“他回来后就组织大学同学成立青年遗产保护志愿者联盟，还经常找我谈遗产保护。 ”给年轻人一个平台，他们就会很乐意了解、支持城市遗产保护。阮仪三相信，平江路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工作营活动也将起到类似的先导和示范作用，能给苏州市民一次思想教育和文化普及的机会，让更多人产生“我来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念头。
此次志愿者工作营活动，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作为国内唯一的一个城市遗产保护方面的“NGO”（非政府组织），阮仪三坦言，目前中国城市遗产保护的民间组织并不发达，民间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现在群众普遍接受了慈善基金、爱心工程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其实城市遗产保护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建筑残破了，就像人生病了、有困难了，需要你伸出手来帮它一把。 ”
阮仪三说，苏州在城市遗产保护方面的很多做法都走在全国前列，不妨在发动城市遗产保护的民间力量上也来先行一步，比如市民可以自发成立城市遗产保护的民间组织。在阮仪三心目中，这一步很重要，因为“保护好这座古城，需要所有苏州人的自觉参与”。
“法国的城市遗产保护做得好，关键在于有系统的立法保障、多元的资金投入”
“1840年法国就已在城市遗产保护方面立法了。 ”谈到城市遗产保护中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的差距，阮仪三首先提到的是立法。
阮仪三所说的1840年法国颁布的城市遗产保护法是梅里美《历史性建筑法案》，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宪法。相关资料显示，法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系统的保护性法规，其中就有著名的“马尔罗法”，规定将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划定为“历史保护区”，制定保护和继续使用的规划，纳入城市规划管理。阮仪三说，法国政府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和官员，主要负责对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相对于国外先进的做法，国内的城市遗产保护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理念和做法方面的根本性差距。“有些地方甚至把保护等同于赚钱，这样的做法很‘混账’。 ”阮仪三激动地说。
阮仪三告诉记者，在城市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上，法国等先进国家从政府层面上作了保证，同时也依靠更多的民间力量，民众被充分地发动起来，类似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民众对这些基金会的募资和活动也都比较认同。“城市文化遗产‘生病’了就要找医生看病，不仅要找医生，还要找好医生。这样投入是比较大，需要政府等各方面的资金投入。 ”在阮仪三看来，建立了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体系，城市遗产保护工作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宗文雯 实习生 张葭西